1949年5月初，南京城里的雨下了一整夜。天亮时，军管会大楼灯依旧通明，挽着衣袖在文件堆里来回穿梭。她正把一批熟悉城市业务的旧地下党员，分配到各处担任副职。名册一摞摞往外送，速度惊人。几天后，议论声在走廊里拐了弯：南下部队的人说，这位女市委常委是在“故意对着干”。

风波出现得很突然，却不算意外。陈修良到南京工作之前，和“突然”打交道已经整整二十年。1930年，她从莫斯科学成归来，在上海、苏州、无锡先后做地下交通、联络和外围工会工作。身份换得快，代号换得更快。一次行动能否成功，往往就在半张字条、三句暗号之间。

1946年4月，中央决定重建中共南京市委，组织上给出的条件只有四个字：危险、孤立。此前八任南京市委书记已先后牺牲。接电报那天，她在杭州路口站了片刻，随即挤上去往南京的班车。她知道自己不能拒绝，因为拒绝的代价更高——南京需要一根神经直通延安。

到南京后，她用“阔太太”作掩护，租下带花园的小洋房，梳着整齐的卷发出入舞会、茶室。国民党警备司令部一度把这位“陈太太”当作爱好社交的富商夫人；殊不知，她实际负责的，是一张覆盖警察局、电话局、码头仓库的情报网。三年里，南京地下党员从两百人扩展到两千人，分布在国民党军政要害部门。局势每变一次，她都得重新洗牌，把骨干调到最合适的空位上，保证随时能打入敌方新衙门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她对情报质量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。一次，方休把妹妹的丈夫——军统要员的私人笔记拿给她。里面记录了长江防御兵力调动。陈修良审阅后决定不走常规交通，亲自把胶卷缝进旗袍内衬，深夜搭小船过江，次日午后就递到华中局。周密到这种程度，才能在渡江战役前夕派上用场。

1949年4月23日夜，解放军横渡长江。4月24日拂晓，35军进入南京。陈修良裹着旗袍赶到军部门口，被哨兵拦下。她急得连声解释：“我是地下党书记。”恰好政委何克希出来，两人相拥后，“原来是你！”一句话让守卫放下枪。当天下午，国民党炸毁城市设施的计划彻底落空，仓库、渡口、发电厂都基本完好，军委电报里特意写下“南京破坏不大”。

然而城市一解放，新麻烦便冒了头。南下部队擅长野战，城市接管却陌生；地下干部摸熟了巷弄，却不懂部队条令。宋任穷看到这种错位，提议让地下党员担任副职，“带个路、接地气”。陈修良点头应下，三天时间列出名单，涉及工程、财经、公安、民政共十余口子单位。南下青年排长对此很不适应，背地里嘟哝：“副职全是她的人，什么意思？”

流言越滚越大。有人甚至把她创新办事方法说成“想平分秋色”。陈修良并不着急辩解，她关心的，是新城里的温度计：干部生活水平、纪律松弛迹象和基层情绪。几周后，一起公款吃喝被她当众点名，场面僵硬得连窗外麻雀都没敢叫。她引用郭沫若《甲申三百年祭》改编的小剧，要求机关干部集中观看。戏只演了三场，就有人上报：“地下党借戏讽刺南下干部。”文件送到刘伯承案头，刘帅批示：“警惕糖衣炮弹，少说多做。”话不多，却顶用。

接着，一个比流言更棘手的现实冒了出来。供给制下，许多城市干部家属立刻失去收入来源，生活出现缺口。陈修良跑到市委办公会，把情况一五一十汇报，建议赶紧研究家属就业、子女入学。会议结束，她却被个别同志指责“偏向自己人”。其实，南京地下党成员家口小，日子并不宽裕，她若真想“特殊”，犯不着把矛盾摊在桌面上。

更大的误会来自“整顿地下党”。组织上要求迅速摸底、补办入党手续，防止敌特混入。陈修良态度谨慎：过去八任书记全部牺牲，今天能整建制站出来的同志，来之不易。她提出先复核档案、再逐人谈话，时间略往后排。有人给她扣帽子，说她“拖延”。直到多年后，事实证明南京地下党队伍干净，没有叛徒潜伏，这场指责才慢慢平息。

1950年代，部分原地下干部调离南京，城市治理步入正轨。那段分副职的风波也就成了旧事。偶尔提起，参与者都会笑一声：“当时真够尴尬。”其实，陈修良最在乎的是组织纪律能不能立得住。她常提醒同事：“国民党败在腐败，我们不能走回头路。”句子朴实，分量很重。

1979年起，她开始整理回忆。因为不擅长打字，几十万字全靠手写。写累了，就站起来活动手腕，一下午能磨掉半截铅笔芯。稿纸上重点标出的是地下党如何闯过一次次搜捕，如何在大厅茶楼完成情报交接。“让后来人知道真相。”她对整理资料的学生这样解释。

1998年11月6日，陈修良在北京辞世，享年九十一岁。噩耗传到南京，几位已经退休的老同志自发赶到江东门烈士纪念馆，摆上一束白菊。他们低声交流当年插副职的故事，话说着说着，谁也没再争对错，大家更关心那张泛黄的名单是否还在市档案馆里存着。名单上的名字大多已经散落全国，但副职制度留了下来，为后来城市接管提供了模板。这或许是对“针对南下干部”最好的回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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